中唐文人的仕途与经济———以韩愈为中心的研究简

科举制从隋朝开始实行,至唐开元年间已经发展成了一种比较完善的官员选拔制度。越来越多的文人通过科举考试这个途径进入仕途,以期获得自己想要的身份和地位。这些人的仕途进展情况与自己的经济条件有着紧密的联系,仕途顺利则经济相对较好,仕途坎坷则经济拮据。韩愈作为中唐文人的典型代表,从应举到出仕,仕途颇为坎坷,他的经济状况也随之发生变化,但与仕途基本上是正相关的关系,这是一个鲜明的印证。     

柳永为何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

柳永仕途坎坷曲折。他与当时士大夫文人交游甚少，甚至被当时的士大夫文人联手摈斥。究其原因主要有：柳永狂傲的性格不见容于社会；他的价值观、审美观与社会主流的对立。     

辗转挣扎的苦闷心灵——谈元杂剧中文人的苦闷情绪

有元一代，由于特殊的历史变故，文人被抛入社会底层，元杂剧作家们因之具有不同于任何时代文人的历史印记：生活的穷困潦倒、仕途的坎坷淹蹇，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沉重精神苦闷。这些苦闷长久凝结于心、哽咽于喉，只能借杂剧来宣泄自己的情绪。于是，元杂剧充满了磊落不平之气。     

从《三星行》解读韩愈的为宦仕途

星命学在唐朝发展到了高峰,对于当时文人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仕途上的坎坷不平,使他们在星命学的理论中找到了契合点。而《三星行》作为韩愈自叙其星命的诗,更是他从星命观对自己仕途命运的一种完美解读。     

李白政治悲剧的历史审视

李白的毕生宏愿乃是拜相封侯,匡时济世。但在盛唐政治黑暗和仕途坎坷的客观环境中,李白由于自身政治素质和政治才能的匮乏,他的夙愿始终未能实现。李白的政治悲剧不仅属于个人,同时也是盛唐时期一代文人的性格弱点及其政治悲剧命运的集中反映。李白是一位集盛唐知识分子优秀品质与不良习性于一身的典型文人,当他涉足冷酷而又陌生的仕途时,诗人的性格弱点全盘暴露,惨无立足之地;但当他从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转移到他所热爱的诗歌创作时,诗人的爱国赤诚、善良人性、潇洒风神、天赋才情和主体精神则如大江奔海、熔岩乍喷般挥洒自如,并幻化成无数叩人心扉的千古绝唱。李白未能成为盛唐政坛上的范蠡、张良,但却成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史上雄视千古的泰山、北斗。李白的人生价值,终于以他始料未及的方式得到充分体现。     

驾驭压力,笑对人生——苏轼驾驭压力的心理因素

在群星荟萃的中国古代文坛,苏轼永远是一颗璀璨的明星,放射出耀眼的光芒。苏轼人生短暂,仕途坎坷,后半生一直都在宦海中沉浮。他一生所遇到的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在历代文人中都是少有的。但苏轼却能够从容面对,笑对人生,这与他心理豁达和驾驭压力的潜能不无关系。     

浅析宋词雨意象中的文化悲感意识

宋代士大夫文人对弘道责任的自觉担荷与政治现实之间的矛盾形成的深厚的忧患意识．及个性觉醒与生存不自由现状之间的矛盾所带来的生存之痛积淀为一种文化悲感意识。宋代士大夫文人借助雨意象来抒写这种文化悲感意识。表达他们仕途坎坷,英雄失路的悲伤;执著理想,生命漂泊的苦痛;以及生命束缚,生存不自由的叹息。     

浅探柳永的仕宦心态

柳永被誉为"慢词的开山鼻祖",他的作品对宋词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柳永的仕途之路却格外坎坷,他困于科举考场许多年,年近五旬方才及第,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为仕途而奔波,尽管官场困难重重,柳永却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本文将从柳永的仕途入手,结合期间的作品分析柳永在人生各个阶段的仕宦心态,以及造成他这种矛盾心态的原因。     

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谈李商隐的“忧郁”情结

在唐代诗人中,李商隐是独特的。晚唐的衰败、家族的遗传、仕途的坎坷、生活的不幸,形成了他浓浓的"忧郁"情结,而这"情结"则化为了诗歌中的"含蓄"与"朦胧"。     

苏轼被贬时期的佛禅思想

苏轼才华横溢,一生仕途坎坷,被贬飘零20多载,不仅没有沉沦厌世,反而始终以一种旷达超脱的态度面对身世的沉浮,其巨大的精神力量成为后世诸朝文人士大夫失意时的心灵寄托。他面对人生剧变时所表现出的宠辱不惊、冷静坦然,与佛禅思想对他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从具体的诗词出发,浅析苏轼三次被贬谪时的随缘自适、任运自在的精神境界。     

论赵翼的科举仕途经历对其诗歌的影响

赵翼是清代杰出的文学家、史学家。以往对赵翼诗歌的研究,多集中在其诗歌的特色方面。然而诗歌是作者内心思想的忠实反映,赵翼一生坎坷的仕途对其思想变化有重大影响。本文从赵翼的科举仕途经历入手,分析这些经历对赵翼诗歌的影响。     

苏轼《宿州次韵刘泾》内蕴品析

苏轼一生诗作繁盛,交游无数,留下了许多诗作,其中不乏有感叹仕途坎坷、怀才不遇的诗歌.苏轼从密州转任徐州,无论是思想还是创作都有着明显的转变.《宿州次韵刘泾》是苏轼赴任徐州路过宿州时所作,表达了当时自己对政治仕途的惆怅无奈之情.通过诗作不仅可以感受到他和友人的真挚情感,亦能窥探他在此时期的思想感情转变.     

明代状元:仕途与文学创作的多重关系

明代状元及第后,直接供职于翰林院,其仕途起点高于其他新科进士。科举及翰林制度下的文学生态,以及翰林文人的特殊心态,都对状元的文学创作有所影响。一方面,明代状元的仕途,决定了其文学创作是馆阁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状元的诗文创作又不完全受制于馆阁文学,特别是在仕途受挫后,其创作更呈现出与馆阁文学大不相同的面貌。作者从明代状元的仕途、文学对明代状元仕途的影响和仕途对状元文学创作的影响三个方面梳理明代状元之仕途与文学创作的多重关系,以期对明代文学和明代社会获得新的理解。     

浅论洪遵的仕与隐

南宋洪遵在充满坎坷的仕途上尽心尽职,有着儒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抱负和才能,然而在内心深处却有一种隐逸情怀,渴望自己能寄情于清风明月,任运逍遥.     

秦观《阮郎归四首》词旨述略

秦观在贬谪郴州前后所写的《阮郎归四首》是其在那段时间中生活与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是他遭贬郴州时期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其主要思想基调是:孤独、怨愁与思友,是对自己仕途坎坷的无比感伤与对政治前景的极端失望。     

读书释人生

陋室读书,偶读孟子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自身。”得知此句曾一度成为古代穷困潦倒或仕途失意的寒儒奉为平衡自我的信条,而且演绎出许多“不仕即隐”的感人故事。我想,究其原因,也许是文人的豁达潇洒,狂放不羁,浪漫诗情与社会现实相去甚远,自己在充满尘俗喧嚣的生活中感到疲惫,只好凭借过分的执著和浪漫,在无奈与辛酸中寻求平衡与解脱。     

元代文人的“阶级”及其成为心念的欲望

从仕途流落到市井，以创作为职业是元代文人开创的新局面，科举制给读书人“金榜题名”的诱惑，成了元代文人缘起于体制的结构性心态，元杂剧是他们欲望介体的展览。     

秦观《阮郎归四首》词旨述略

秦观在贬谪郴州前后所写的《阮郎归四首》是其在那段时间中生活与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是他遭贬郴州时期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其主要思想基调是:孤独、怨愁与思友,是对自己仕途坎坷的无比感伤与对政治前景的极端失望.     

中国文人人格的文化特质与山水画艺术

作为创造与传承民族文化的主要力量,中国古代文人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活动就是对“仕途”的执著和对艺术、尤其是山水画艺术的痴迷。与其对仕途的执著相对应,中国古代文人对山水画创作的迷恋也远远超过了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审美范畴。其间一定有更深层的文化与社会心理的原因。探究这些深层原因,不仅可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格特征、把握中国古代文人以及山水画家人格的深层机制,而且有助于我们从更深层次上理解中国艺术创作的本质和中国人的艺术精神,汲取当代艺术创造的文化动力。     

柳永仕宦不显的文化解读

柳永是北宋具有开拓性的词人,但他的仕途历程极其坎坷曲折。很多学者将此归结于柳永不检点的行为和所作的艳词。事实上与妓交游,创制艳词并不违背当时的法律和道德,不会对仕途产生负面影响。柳永命运的悲剧,有着更深刻的文化原因,我们可以从宋朝的科举制度,文化政策,及宋初词的特殊功能中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