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文化与深圳城市人文精神建设研究

有关深圳城中村的报道,往往与违建、二奶、治安混乱联系在一起,而鲜见正面情况。对于城中村的原住民、租户和个体经营者,他们则处于话语权利系统的弱势一方。事实上,由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引发的"城中村"景观,不仅是当代中国所特有的经济现象,更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分析纷繁的文化成份,研讨其中的文化冲突和融合,乃是十分必要的。     

公民身份与城市外来人口公共服务的供给——基于杭州市外来人口调查的分析

公民身份也称为公民权利.公民身份的确认和公民权利的保障是国家权力必须承担的责任.公民权利对每一公民都应该是平等的.社会权利是公民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相联系.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对公民身份的普遍确认和公民权利的保障.城市外来人口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现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确认了城市外来人口在流入城市的实质性公民身份,是对城市外来人口社会权利的确认和保障.杭州市政府把实现外来人口和原住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建设品质之城的重要举措,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高对外来人口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但是,杭州市外来人口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政府必须在强化公民权利意识的基础上,完善相关的制度和政策机制,才能真正实现外来人口和原住民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上海率先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障碍及其成因分析

上海已具备率先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在统筹城乡发展与实现"四个率先"的过程中,必须以率先解决城乡二元结构为前提,而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必须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有效机制;加大公共资源对农村分配的倾斜力度,消除影响率先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性障碍;继续推进"三个集中",积极实施农民非农化;构建多核心的城镇空间体系,实行以工哺农政策;加强郊区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提高农民各方面素质,有效缩小城乡居民的经济发展与社会事业差距,率先解决城乡二元结构.     

城乡二元结构的中国视角:形成、拓展、路径

一般来说,在经济发展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现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的差距,由此产生了城乡二元结构。但近代以来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除这个普适性原因起作用外,还有着自己异质性的原因:中国社会的特殊发展道路产生了来自国外的工业文明与市场经济的冲击、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固化、前改革时代"级差式"和"分离化"改革措施的加速、后改革时代国有企业战略重组的助推等四大外部推力。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演进经历了四个特殊阶段,在内容上形成了特殊的四重城乡二元结构。推进中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需要采取六个"三位一体"的特殊路径。     

统筹城乡二元结构和体制创新

一、二元结构是工业化过程中城乡生产力不平衡的客观表现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呈现现代工商业城市与传统农村并存、两者不平衡发展的"二元结构"形态,这是后进国家现代化道路上必经的历史阶段。通过现代工业的发展,吸收农村过剩劳动力,使得农业人地比例趋于合理和效率提高;随着现代部门的壮大,有能力改造传统农业,方能使城乡发展和两部门收入趋于平衡。     

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我国"三农"问题是历史原因、国际背景和城乡二元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根本上来说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作用。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这既有坚实的理论依据,同时它也是推动"三农"发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性障碍的必要之路。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一方面需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大政方针不动摇;另一方面还要为"三农"的发展消除制度障碍,进行制度上的改革和创新,进而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     

发达地区产业选择的收入分配导向

以苏南为例分析发达地区产业结构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说明工业过度集聚带来了大量低收入农村人口，并加剧了原有人口的贫富分化，使城乡“二元经济”转变为城市内部的“二元社会”；产业布局影响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行业结构对收入差距影响也比较大。建议发达地区要把调整产业结构和调整分配结构统筹进行。     

试论城乡统筹背景下国家与地方博弈的三重逻辑

本文用发展政治学的视角对城乡二元结构进行了解构,认为只有引入行政力量才能统筹城乡的发展,通过对我国城乡发展历史的解读,揭示出行政力量对城乡二元分化具有双重作用。行政力量通过税费制度和科层体制,从农村汲取资源,造成城乡二元的进一步分化,社会结构性矛盾突出。在2006年税费改革后,国家通过粮食直补、"一事一议"和"项目下乡"等政策,推动城乡统筹的发展。但由于目标价值的不一致,国家与地方展开了三重逻辑的博弈,出现城乡统筹过程中公益目标的偏移,消解了国家为协调城乡发展做出的努力。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演变与应有的方向

通过对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变化轨迹的归纳和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在特定时期曾为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逐步消解这种二元结构已势在必行。＂嘉兴模式＂和＂晋江模式＂在破解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尝试中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也作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它们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未来演变的应有方向。     

科学推进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转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带根本性的战略选择

本文论述了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紧紧把握解决二元结构转换这一主线;阐述了实现城乡二元结构转换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任务;提出要抓住新农村建设和二元结构转换的关键机遇期,加快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步伐;积极面对和探析制约新农村建设的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快有利于促进城乡二元结构转换的制度创新。     

城市化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消解

文章分析了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问题的本质。通过对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表象及生成原因的分析,认为城市化不是解决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问题的唯一途径。如果仅把提高城市化率当作解决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问题的唯一途径,我们得到的将是一个新的“二元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边是少数富人,另一边则是穷人,而这是有违城市化初衷的。     

我国资源型城市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分析

资源型城市经济运行中城乡关系的二元结构相当明显，它对周围农村地区的聚集——扩散作用无以发挥，亦不能通过区域母体的支持而获得新的发展机会。实现资源型城市城乡经济一体化应使城市产业多元化发展与周边农村的资源优势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通过建设完整、合理的小城镇来形成城乡联系的节点或通道；通过对城乡边缘区的合理规划来实现城乡联系。还需要破解城乡之间一系列制度或政策隔阂。     

二元结构下的"三农"问题及其出路:苏南模式的启示

围绕城市工业化战略形成的城乡非均衡制度安排是新中国"三农"问题产生的制度根源。改革开放初期以土地承包制、乡镇企业的发展为标志的农村改革打破了长期以来城乡间的非均衡关系,但并没有改变二元结构的性质。在市场化、产权改革、国际化背景下形成的新苏南模式通过新型工业化、城市化道路加快了劳动力转移的步伐与农民收入结构的多元化,推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并通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从根本上打破了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的束缚。新苏南模式下的"三农"问题已经由过去二元结构下城乡对立的质的差别转变为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道路下的量的差别。     

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新农村建设的新探索——《新农村视角下福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研究》评介

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城市以工业为主的现代部门与农村的传统农业部门并存的经济结构。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农村人口众多等。这种状态     

论城乡社会结构的转换

要实现城乡社会结构从二元到一元的转换 ,就必须选择适宜的社会政策。户籍制度的改革是城乡社会结构从二元到一元化转换的重要前提 ;城市化发展道路的选择是城乡社会结构从二元到一元化转换的重要条件 ;城乡二元社会保障结构的消解是城乡社会结构从二元到一元转换的现实基础 ;而城乡统筹就业体制的建立则是城乡社会结构从二元到一元转换的重要途径。     

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发展:“制度创新型”与“经济溢出型”

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发展存在两种模式.在城乡隔离的情况下,主要是"经济溢出型"方式,即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公共财政非常充裕,高出城乡二元隔离的藩篱,溢出的部分用于改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另一种是着力于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制度,破除城乡二元结构,通过体制改革、机制创新,降低服务管理成本,减少投入仍可达到原有效率,或保持同等投入就可提高效率,形成"制度创新"模式.比较研究的结论是,我国广大发展中地区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发展的最佳方式应是"制度创新型".     

身体与城乡结构的象征性界分——以黑龙江吴村建筑农民工群体为例

以服饰、语言、表情等为表征的身体常常是社会身份与地位的重要标志,身体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蕴.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大规模农民工群体(主要是建筑农民工)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并将一系列服饰、语言、表情等身体标记带入城市,同时也将城乡身份界线由"城乡之间"带入"城市之中",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城乡结构性界限在城市中凸显出来.一方面,农民工的身体特征展现了农村世界及其与城市世界的差异;另一方面,农民工的身体特征作为城里人对其加以识别的标志,导致后者对前者的"他者化"建构,农民工的身体成为一种社会身份区分的象征标记.虽然改革以来城乡二元结构渐趋弱化,但镌刻在人们身体和认知空间中的城乡二元结构依然惯性延续.因此,一切涉及农村与农民(工)发展的制度安排都必须承认和关照负载于农民(工)身体之中的惯习的存在.     

破解西部地区“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协调城乡发展关系

李泉在《西部论丛》2005年第8期《城乡关系的理性探索》中提出:破解长期困扰西部地区的“三农”问题,根本切入点在于从协调城乡发展关系入手。他认为,工人和农民的关系、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是西部社会的基本关系,如何协调和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涉及到西部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战略选择。由于诸多原因特别是制度原因,西部地区的城乡关系演进并没有遵循发达区域的演进轨迹,而在较长时期内呈现二元隔离、断裂关系,其二元结构主要表现为:城乡生产方式的二元———在城市已初步建立起了现代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开始发展…     

城乡商品市场耦合度模型及其评价

城乡统筹离不开统一的城乡商品市场,但我国城乡二元特征明显。文章建立了城乡商品市场耦合度模型,对城乡商品市场统筹发展程度进行了实证分析与评价。研究发现：首先,农村商品市场子系统贡献低于城市商品市场,发达城市商品市场系统和落后农村商品市场系统并存;其次,我国城乡商品市场耦合水平一般,城乡商品市场联系程度较低,仍处于磨合期;此外,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城乡商品市场耦合水平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较低位徘徊,未获得改善。本研究从系统学的视角丰富了城乡商品市场理论,同时也为扩大内需背景下统筹城乡商品市场问题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     

论当代中国城乡多梯度社会文化类型与社会结构变迁——依据"社会事实"对"二元结构"的重新认知

本文针对当代中国城乡社会发展的"社会事实",提出了"城乡多梯度差异社会结构"的命题和中国"六种区域社会文化类型"的理论观点.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形成的多梯度差异化社会,并没有因为现代化的水平提升而变得缩小.在多梯度差异化的社会结构变迁中,中国区域社会形成了非同步化的多层次的社会结构变迁和多类型的区域社会.当代非同步化、多层次的社会结构变迁,导致当代中国社会出现多类型的社会问题.因此,必须重新审视当代中国社会的结构与区域社会文化类型与样态.必须清醒地认识中国社会是一个多类型的、多元的、多层次的社会结构体,不能把复杂的中国社会简单归结为"二元结构"关系,这一新的观点对于重新认识中国社会的现实特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