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二维操纵视野下的翻译批评

本文从操控论的渊源、发展及意识形态二维操纵角度指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写作与翻译的外部搡控与文本内作者意识形态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对立与对抗,这两种意识形态的矛盾才是真正的意识形态批评。并指出：翻译批评不能只停留在外部,而应深入到文本内部,扩大对文本的解读权力,以促进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论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的互动关系

晚清和民国时期的近代翻译家出于救亡图存、富国强民的目的,对翻译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都非常地讲究,他们的翻译实践体现了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操控,而这些翻译文学又对当时社会意识的改进、文化的丰富、社会的改革进步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从而体现了意识形态和文学翻译的一种互动关系。     

试论清末民初意识形态对翻译选材的影响

翻译研究不仅要注重语言层面的转换,更要注重对语言外部诸多因素的研究。由比利时比较文学家和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费弗尔提出的改写理论充分注意到翻译中语言的外部诸多因素,认为翻译是一种改写。在改写过程中,置身一定社会、文化环境中的改写者由于受到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等的影响,往往会更加偏重某一种翻译选材,并对原作进行一定加工调整,以使其和改写者所处的社会和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相符。本文以改写理论作为指导,从清末民初各阶段的主流意识形态出发,研究和分析清末民初翻译选材的特点以及意识形态对中国近代翻译活动的操控和影响。     

林纾翻译爱国思想研究综述

林纾的爱国思想研究已有丰硕的成果,而翻译爱国思想研究也较为丰富。学者们考察林纾译著的序跋,提炼出林纾的爱国思想,这方面工作做得较为充分。也有学者从批评话语分析理论和后殖民翻译理论研究林纾译著本身反映的翻译意识形态,包括爱国意识形态。但到目前为止,林纾翻译爱国思想研究基本以定性为主。     

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影响——以Gone with the Wind的两个译本为例

美国当代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的翻译观强调了意识形态对翻译的重要影响;而文学作品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在翻译过程中更是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以美国小说Gone with the Wind的两个中文译本为例,可以看出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具体干预.     

后殖民主义视阈下的翻译批评——兼谈多元动态的翻译批评模式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注重分析蕴涵在翻译文本之中的权力关系和历史语境,为翻译批评带来了新的视角和思维方法。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的翻译批评所关注的焦点是翻译过程,即翻译的外部因素及作用于其上的各种力量和所施加的影响。翻译批评的目的主要在于对翻译现象做出符合历史现实的描述、解释和评价,揭示出翻译生产的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对产品的影响、促进或制约作用,以及翻译主体(译者)在各种因素中所担当的角色。后殖民视域下的翻译批评应采取文化批评和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批评方法。鉴于翻译活动的复杂性和翻译批评的多维性,翻译批评应当是多层次和多角度的,对待译作,得出的概念和结论也不应当是惟一的,而是多元和动态。     

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

意识形态对翻译有重要影响。本文以严复和林纾的翻译为研究中心,考察了意识形态在翻译过程中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运用所产生的影响。     

陈独秀“妇女解放”意识形态与《妇人观》的译介

改写泛指对文学原作进行的翻译、改写、编选专辑、批评和编辑等各种加工和调整的过程。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改写受到两个方面的限制:意识形态和诗学。文章结合Andre Leferveré的翻译改写理论,从历史角度审视陈独秀的妇女解放的意识形态对其翻译活动操控和影响。陈独秀的翻译活动反映了其"破除封建思想,确立民主独立人格"的"非破不立"的政治诉求,同时译本意识形态的建构取决于译者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     

女性主义叙事学在翻译批评中的应用——以《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英译为例

女性主义叙事学结合社会政治语境分析故事和叙事形式中的性别政治含义。这种意识形态和叙事形式并重的方法值得借鉴到女性主义翻译批评中来,克服以往停留在故事层面上的纯政治文化批评的片面性。采用女性主义叙事学视角,结合翻译的社会政治语境,在故事和表达形式两个层面对《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的英译文展开女性主义翻译批评,探讨女性主义叙事学在翻译批评中的应用和意义。     

中国翻译批评标准之传统模式和现代思路

在近二十年翻译界不断探索的启迪下,翻译批评标准的新视角、新思路事实上已是不少研究者的共识。这些新思想,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与传统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对传统积极继承、努力开拓的结果。本文即以翻译批评标准研究为切入点,将结合中西翻译批评理论,比较我国翻译批评标准的传统模式与现代思路,以充实对中国翻译批评标准发展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