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化佛教造像艺术的审美意匠

在佛教的场所———佛寺中 ,普遍塑有佛、菩萨、金刚、天王等佛像 ,故佛教有“像教”之称。作为外来宗教 ,佛教的佛像塑造自然融入了汉民族许多本土的审美观念。这些观念包括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完美统一 ;“对称美”的普遍存在 ;“动态美”与“静态美”相得益彰的衬托 ;此外汉民族传统的服饰美、色彩美标准也融入到佛像的雕塑中。这形成了汉民族辉煌的宗教造像艺术。     

莫高窟"天王堂"初探——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密教研究

以莫高窟"天王堂"为研究中心,结合对《首楞严经》、敦煌文献与敦煌石窟内容的考证,从其绘塑内容所含的密法入手,考察"天王堂"土塔的有关问题.笔者认为,莫高窟"天王堂"实质上是"楞严坛";"天王堂"密法体系应是从吐蕃时期沿袭下来;"天王堂"最早可能始建于吐蕃时期,针对当时敦煌受到多种佛教流派的冲击与僧人违背律仪的普遍情况而建;曹延禄重修"天王堂",应该是由于当时末法思想流布,于末法中维护佛法的一种手段,可能与藏经洞的封闭时间接近.     

佛教中国化视角下的造像碑特点探析

佛教造像碑是一种借鉴汉碑进行改制的特色造像石刻,是佛教中国化在艺术上的体现.与以往从造像碑的外在形制和雕刻艺术入手进行的分析有明显不同,从佛教中国化视角来看待造像碑的特点更侧重于考察造像行为与佛教发展的互动.佛教造像碑有"像碑""碑像"等名称,可见其"像"与"碑"的基本性质.它通过刊刻各式图像和文字的方式实际、快速地辅助宣传佛教、信仰佛教,这种形式强调了造像与追寻真实法身的联系.同时,佛教造像碑还承担了与中国传统石碑相似的歌功颂德、纪念记事用途,更多地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元素.此外,造像碑的特点还具体表现为多样与适用性、调和与融摄性、区域与民族性.造像碑的刊刻基本以结社为组织方式,具有一定的规范性.佛教造像碑的这些特点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流变、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作为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出现的新型造像艺术,它反映了佛教与本土文化相结合向民众生活渗透的进程,也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研究造像碑性质特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佛教史特别是北朝佛教的发展.     

云冈石窟雕刻艺术的文化特征

云冈石窟以其独特的文化艺术价值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雕刻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有机交融的典范;是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相得益彰的结合。中外不同民族的优秀文化在这里融合、升华,创造出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的经典模式——平城模式。这种造像模式对北魏其它地区及后代佛教造像艺术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云冈石窟是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的第一个里程碑。     

佛教发展对北朝文风的影响

与南朝对佛教的兴趣偏重于义理不同,北朝佛法之特征主要表现为造像立寺、穷土木之功等礼佛实践。这种特征在思想领域体现为儒佛并重的文化倾向,也从表现内容、表达方式、体裁发展、语言丰富等不同方面对北朝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促使其形成“辞义贞刚”和“重乎气质”的独特文风。     

云南佛教造像的渊源———从佛教摩崖造像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之西南篇章

随着考古工作不断深入, 云南及川渝两地佛教石窟和摩崖造像研究成果清楚显示出云南佛教造像最初就属于南朝四川造像系统,唐宋时期,其造像形象、名称、内容题材、造像目的等系中原北方地区经四川传入。 元明迄今,云南的“阿吒力教”是巴蜀地区宋代职业僧人“应赴僧”及所用科仪演变出的名称,内容无变。不同的是,在元代统一战争过程中,巴蜀地区唐宋以来积累的佛教及其造像艺术传统几乎消失, 而云南没有受影响, 除保留了原来蜀地传来的经典、佛像等内容外,又吸收了藏传造像元素,使造像内容题材增加了宓教元素,梵文经咒使用更广。     

论佛教的真假两个世界

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由真假两个世界组成:一是大小乘教义所构成的虚假世界,即佛法世界;一是释迦牟尼人生经历所显示的真实世界,即禅道世界。这两个世界完全不同,前者旨在教化,帮助众生解脱痛苦;后者则是示范,引导世人追求精神自由和灵魂安宁。把真假世界分辨清楚了,禅宗的本质也就水落石出了,它并不是中国化的佛教,而是佛教中一直存在的一个特殊宗派,即个体摆脱世法和佛法束缚,由外逐转向内省,寻求精神自由和灵魂安宁。     

重提多马传道会个案:从21世纪的视角看1世纪

跨对话的方法论允许对话各方把各自在世界中存在的冲突作为开放的探索进路。东西方文明的第一次相遇,即基督教和佛教的相遇,发生在公元1世纪的丝绸之路上。从基督教的视角看,是多马传道会改变了佛教的特点,把佛教引向了有神论的一边(因此有了大乘佛教),并首次将佛法介绍到了西方;从佛教的视角看,则是阿育王的使团将佛法带到了西方世界,并启发了艾赛尼派思想,耶稣接受最初来自该教派随后又离开该教派的施洗约翰的洗礼,把福音带到了另一个方向。佛教和基督教在东西方文明的相遇上都有一些正确的说理。佛教经典《法华经》中的寓言故事可视为我们今天开创多声音的文明对话而在古代丝绸之路上找到的一个历史见证。     

手印、表情及坐立姿势的关系对佛像修复的意义

佛像是佛教造像的主体,在石窟寺造像中,主尊佛像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该窟的造像思想。对于完整的佛像,客观描述其佛衣、艺术风格以及手印和动态等比较容易,一些残损了的佛像,其研究则需要参照同时期完整的佛教造像、佛教流派及艺术的时代风格等图素,必要时要对其进行修复,而佛像的手印、表情及坐立姿势等动态之间的关系,对修复、制作佛像和研究佛像风格特征提供了理论依据。     

湖南佛教造像记十例

佛教造像记,就是为了造作佛像而表述这些功利目的和愿望诉求的文字,它们依附于造像而存在.不过,限于传统金石学厚古薄今的一贯态度,学者们更重视一些宋以前的造像记,却忽视宋以后特别是清代的造像记.本文的所辑录的十例湖南地区的明清两代造像记,系作者数十年田野考察所得.我们对明清佛教造像记应当予以相应的重视,使中国佛教文化的研究不至于出现“断层”和“死角”.     

子产改革与梭伦立法对待贵族政策的比较分析

子产改革和梭伦立法中对待贵族的政策在体现出共性的同时,也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由改革时社会危机侧重点、阶级力量的对比、两人经历以及获取权利方式上的不同等因素决定的。而政策的不同对两国又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鲁迅和毛泽东改造国民性思想渊源之比较

鲁迅和毛泽东是改造民族灵魂的伟大思想家,他们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和重建是贯穿一生的重要思想,也是中国社会人的现代化进程中最具生命力和现实意义的部分.两位世纪伟人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既有生长的共同时代背景、思想基础,也存在着家庭背景、求学经历、以及文化背景等方面遗留下来的历史印痕.     

女性主义意识由感性向理智的转变——解读简·奥斯丁的《理智与情感》

在《理智与情感》中,理智的埃丽诺和感性的玛丽安是两个性格差异极大的姐妹,他们对这部作品中三位男主人公截然不同的态度,体现了姐妹两人理智与情感的对立,但当妹妹玛丽安为自己的感性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她的态度由感性逐渐转化为理性。     

关于现代西方价值观困境及其出路的思考

现代西方价值观有力地支撑着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促进了西方经济的发展,并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而扩散,形成席卷全球的现代文化场,使人类取得巨大物质成就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困境和灾难。该文通过对现代西方价值观逻辑发展及其基本内涵的分析,指出走出现代文化场是摆脱困境的根本出路。     

论周恩来与池田大作的情谊

周恩来与池田大作的情谊,并非寻常私谊,而是体现着胸怀世界的大视野、追求人类和平友好的大公大爱之心、在多元文化中构建和谐世界的大智慧、面对困境舍我其谁的大勇气、直面差异坦诚交流的大信赖。在全球化浪潮迅猛来临的今天,周恩来与池田大作的情谊,如何于各种差异中寻求共性,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利益诉求中构建和谐,有促人思考的指导价值。     

甲午战争中的丰岛海战

经过明治维新 ,有了强大海军的日本 ,为了切断中国与朝鲜之间传统的宗藩关系 ,以朝鲜为跳板进攻中国 ,挑起丰岛海战 ,使甲午战争爆发。在丰岛海战中 ,处于劣势的中国舰队 ,进行了英勇抵抗 ,打击了骄横的日本舰队。因双方实力相差悬殊 ,中国的旗舰济远号管带方伯谦 ,在作战失利后 ,又放弃了护航任务 ,一味退走 ,致使中方在海战中损失惨重 ,80 0多名船载陆军官兵葬身海底。北洋舰队的爱国官兵由此产生了强烈的复仇情绪。李鸿章却畏敌 ,放弃了制海权 ,导致中国在整个甲午战争中的失败。     

实现男女平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

男女平等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男女平等事业仍然存在许多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和谐社会的构建,亟待加以解决。全社会要大力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采取有效的措施实现男女平等,促进社会和谐。     

惟无乃能大 惟大乃能逍遥——孙嘉淦释庄子逍遥义

清人孙嘉淦在《南华通》中秉持＂惟无乃能大＂、惟大乃能逍遥的宗旨,多方引用儒家经典与新儒家学说,通过＂小者困苦,大者逍遥＂的两相对比,最终得出以＂至人无己＂为＂大之至矣＂的结论。在普遍以＂大＂为逍遥的清代庄学界,孙嘉淦的阐说仍具有一定特色,尤其是他引入理学家关于＂理一分殊＂的观念,从实体存在与观念存在两面来评析庄子的＂至人无己＂,实可谓别开生面。     

对瞿秋白“历史工具”论的一点看法

瞿秋白“历史工具”论的主要含义是：伟人只是时代或阶级的“历史工具”。这是就伟人的作用和地位做的评价,而不是就其他人或所有人的作用和地位做的评价。这是说只有伟人可以成为历史工具,只有掌握历史发展规律的人可以成为历工具。成为历史工具的人只是一部分人或少数人,而不是所有人。对其局限性应该从文本出发,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分析。     

扬雄的文学批评观与发展意识

征圣和宗经是扬雄的文学批评观之基石。扬雄的文学批评观包含三组对偶范畴:事理与文辞、温润与深沉、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宗经是征圣的必然要求。事理与文辞可以统一而且在圣人们的经书中实现了统一。温润与深沉可以统一而且它们业已成为经书文本的质地特征。诗人与辞人是两类迥然有别的作家类型,其人格特征在辞赋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辞人之赋是对经书的背离,故而必须摈弃。诗人之赋是对经书的拓展,故而应该继承。在扬雄的文学批评观中存在三条发展变化的曲线:其一是从童子到壮夫的变化曲线,其二是从辞赋到学术的变化曲线,其三是宗经与崇道交互运动的螺旋式上升的曲线。扬雄文学批评观的三条曲线端呈出他谋求发展的雄心,而扬雄最终成了一位伟大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