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方位拓宽的元人散曲隔句对

元人周德清《中原音韵·作词十法》说:“扇面对,《调笑令》第四句对第六句,第五句对第七句,《驻马听》起四句是也。”王力《汉语诗律学》论近体诗对仗时也说:“第一种是上一联出句和下一联出句相对,对句亦与对句相对。这种对仗叫做隔句对,《中原音韵》论曲时称为扇面对。”隔句对在近体诗中极为罕见,词中也不多。元人散曲继承了这种对仗后,进行了全方位的拓宽,数量大量增加,质量也极度提高,形成了绚丽多彩的景观。     

“一三五不论 二四六分明”补说

“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常被人们视为律诗绝句的法规。如果撇开“变式”和“拗救”不论,那么“二四六分明”的话是成立的;但“一三五不论”则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它必须保证诗句不犯“孤平”和“三平”两病。所谓“三平”,指的是一诗句的最后三个字全为平声,即为“××××一一一”的形式。所谓“孤平”,是指而且仅指“仄平脚”的句子而言的,假如“×××××|一”里,除最后一个平声外,前边只有一个平声,就是犯了“孤平”。因此,在“| | |一一”的句子里,倒数第三字(亦     

怎样写格律诗(上)

齐梁时代,音韵学家发现了"四声",作诗开始讲究平仄。到了唐代,正式形成了一种以讲究平仄和对仗为特点的格律诗,这就是所谓的"近体诗"(包括律诗和绝句)。唐以前的诗称为"古体诗"或"古风";唐以后的诗,尽管是五言、七言的四句或八句,如果不合格律,仍然只能称古体诗或杂诗。格律诗有这样一些特点:①每首四联八句。五字一     

近体诗平仄格式记忆法

近体诗是指唐朝以后诗人们用严格的格律写的诗,包括律诗、绝句和排律.近体诗的格律主要表现在用韵、对仗和平仄调配上,其中尤以平仄规则为重要.为了邦助同志们掌握平仄格式,本文以七言律诗为例,介绍一种简便的记忆方法.我们知道,近体诗的平仄在本句中是交替着的,有四种交替形式:     

诗歌语言“整饬”与“疏淡”的结合——从孟浩然近体诗的语言特点看近体诗歌语言研究的新视点

诗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音,音分平仄是我国古典近体诗歌的基本要求,也是形成诗歌语言“整饬”特点的重要原因。从意义节奏和韵律节奏的对称、句式特点以及虚词使用等语言的三个方面对孟浩然199首近体诗进行穷尽性研究,发现孟涪然近体诗在语言形式上并不完全呈现“整饬”的特点,而是“整饬”之中蕴含着“疏淡”之羡,从而证明固定句数和字数,讲求押韵和平仄并不是形成近体诗歌语言特点的全部依据,意义节奏与韵律节奏的对称、句式特点以及虚词使用情况也是形成诗歌语言特点的重要参考。     

略谈英语五种基本句型

我们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都知道句型的学习是很重要的,但有时对于千变万化的句型会感到束手无策。纵观英语学习的全过程,无论是学习时态,语态,非限定动词,从句等,无不与句型有关。什么英语300句,900句等,也都是为了英语学习者能够掌握句型变化。实际上,无论句子如何变化。基本句型只有五种。其它句型都是从这五种句型扩展而来的。因此,在学习中,只要牢固掌握最基本的五种句型。并了解它们的变化和扩展方法,就不怕它千变万化了。 句型一,这种名型是由主语,系动词和表语三部分构成的。     

“中国古典诗歌声律分析系统”的研发过程和学术价值

"中国古典诗文声律分析系统"首次实现对中国古典诗歌及其他体式的韵文进行大批量的四声自动标注和八病标识、数据统计功能,有助于研究永明体诗歌声病情况,考察永明诗律向近体诗律演变的环节和过程,可对五七言近体诗的句、联、篇的声律格式进行标注、分析和统计。与国内具有类似功能的其他工具性软件相比,运行速度更快,标注更准确、直观,导出数据更方便。而且,解决了四声和平仄标注中多音字的难题,还在诗歌声律分析系统中增加了诗歌文本校勘这一独特功能,解决了因文本讹错而导致诗律分析和统计不准确的问题。     

英语句型SVo0用法浅析

在大量例证的基础上，对英语五种基本句型之一的ＳＶｏ０句型从动词词义和宾语表达形式角度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阐述了其句型转换规律和转换限制以及转换时介词的选用，指出了“间接宾语＋直接宾语”结构与双直接宾语的区别     

关于陈毅诗词的用韵

(一)陈毅同志是主张诗要有韵的。他说:“诗的平仄和用韵是自然的,废不了的。……我不同意反对平仄和用韵。”又说:“我主张新诗可以做,旧诗也可以做”。他还提出:“不按照近体诗五律七律,而写五古七古,四言五言六言,又参照民歌来写,完全用口语,但又加韵脚,写这样的自由诗、白话诗,跟民歌差不多,也有些不同,这条路是否走得通?”     

"道不可言"与"境生象外"——庄子语言哲学及其对意境论的影响

庄子语言哲学存在着一个道、意、物、言的四元结构,在这个四元结构中,道与言的关系处于核心地位。在道与言的关系问题上,庄子坚持道不可言论。庄子语言哲学的四元结构和“道不可言”论对中国诗学、美学中的意境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影响着诗学意境论对“意”的最初理解,而且也规定着意境论中“境”的原初含义,并直接导引和促生了“境生象外”的哲学、诗学命题。从诗学意境论产生的源发哲学语境看,“意境”即“道境”,“道境”是“道”开辟出来的无限精神空间,具有鲜明的宇宙本体论意义。从庄子语言哲学入手重新认识意境问题,有助于矫正把意境简单地界定为“情景交融”的偏差,而把意境的当代阐释导向更加合理的“道”、“情”、“物”、“象”的完美统一。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一种经济伦理学观点

从经济伦理学角度来探讨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客观地思考“以德治国”的意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些争议问题。文章探讨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的含义及二者的关系, 分析了经济伦理学兴起的原因,论证了经济伦理研究和实践能够与“以德治国”相互促进。     

“部分”、“有的”之逻辑辨析

从语言的角度讲,“部分”与“有的”都没有断定其全部.但从逻辑上讲,二者却有着明显的区别.二者对应的逻辑范畴不同“部分”与“整体”(“全部”)相对,而“有的”与“所有”相对;二者的逻辑涵义不同“部分”排除了“整体”(“全部”),在数量上是较为确定的,仅指整体的组成成分,而“有的”除了表达其存在性之外,在量上是不确定的,它表示“至少一个,亦可多个,甚至可指所有”,它与“所有”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二者在逻辑上的真值不同由“有的”组成的特称命题与由“所有”组成的全称命题可构成传统的逻辑方阵,而由“部分”组成的命题与由“全部”组成的命题却不能构成逻辑上的对当关系.     

社会学视角下的"民族"与"民族个体"

针对很多人常混淆的两个基本概念"民族"和"民族个体",借助社会学相关理论研究,结合我国的实际,阐述了两者的不同内涵,并论述了这两个概念"层次混淆"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及进一步区别这两个概念的现实意义.     

"遗产旅游"与"家园遗产":一种后现代的讨论

"遗产热"已成为当今社会文化变迁的一个趋向;然而,它在短时间内骤然升温的"后现代"语境中的价值却是很多人所不了解的.特别是当遗产演变为一种消费对象,与大规模的群众旅游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便形成对传统意义上的"家园遗产"的巨大冲击.对于相关问题的认知、讨论和阐释不仅有助于提高人们的认识,对我国所推行的遗产战略的可持续性也有重要的作用.     

从"小康"到"和谐社会"--兼论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创新

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最为宏伟的社会发展战略目标,已得到初步实现。在此基础上,奋发有为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又提出了“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这一发展过程,是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选择,是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我党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优质资源的创造性运用,体现了党执政理念的创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论“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

邓小平曾提出了"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中国外交战略思想.本文对"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之间的辨证关系作了分析,指出进入21世纪,中国外交仍然要贯彻邓小平这一外交战略思想.     

从“悖逆凶徒”到“千古一帝”——“李世民之谜”的心理分析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杰出皇帝,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复杂人物。除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探讨,心理分析有助于破解这个集“凶徒”和“明君”于一身的人物留给后人的谜团。和隋炀帝相似的夺权路径使他成为背负心理镣铐的创大业者; “贞观之治”的千古功绩和他的人格特点密不可分;杀兄逼父,折射出封建体制下矛盾无法和谐解决的死结和人性阴暗面的凶残;不合理行为的背后,掩藏着明君“做秀”与心理焦虑。     

两株水仙花--《情人》和《一个人的战争》的主人公自恋倾向之比较

杜拉斯和林白作为女性作家,都以自身特有的生命体验来抒写情感,在作品中,<情人>和<一个人的战争>中的主人公往往关注自我,有自恋倾向,但前者情感是独立的,后者则具有依附性,体现了中国女性的无奈.     

“栽岩”及《栽岩规例》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广西的融水苗族自治县安太乡的侗寨中发现了一本清朝同治末年汉字记侗音的古本《栽岩规例》,这本"栽岩"理词详细记录了贵州从江和广西融水一带侗族、苗族、瑶族、壮族明清时期进行"栽岩"活动的基本情况,是一本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引起民族学界的极大关注。这是到目前为止收集到的唯一的侗族"栽岩"款词。由于古本是用汉字记录侗语的地方话,至今还未能得到全面的解读,因此对文本的全面深入研究至今还是空白。文章是作者在对古本《栽岩规例》进行了全面翻译解读的基础上所作的关于古本的一个学术性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