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外交与国际传播

公共外交的核心载体就是国际传播.传播决定了国家的影响力,现代媒体的介入促成了内政外交一体化;现代媒体成为国内公众参与外交的“新闻广场”;国际传播直接影响国家软实力;互联网等新媒体已成为公共外交竞技场;媒介素养是现代外交官的必备能力.因此,我国公共外交的理念,应进一步从“对外宣传”走向“国际传播”:立足点要从“以我为主”转向“以国外受众为主”,话语体系要从“中国官方语言”转向“国外受众语言”,传播方法要从“讲道理”转向“说故事”,主体要从“官办”走向“民办”,内容要从“政经利益”走向“文化交流”,传播模式要从“被动应付”走向“主动设置”.当前加强公共外交、提升中国影响力的对策建议是:整合“三外”力量、做大做强主流媒体、巧妙借助境外媒体、重视国内舆论引导、妥处国内突发事件、用好新兴媒体平台、提升外交人员媒介素养、培养“民间大使”、建立效果评价体系、加强国际传播研究.     

中国媒体如何有效参与国际传播竞争

本文以“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西方媒介对中国的议程设置为例,重点考察中国媒体在全球化时代国际传播效果和国际影响力现状,就中国如何有效参与全球传播竞争,在全球化语境中从边缘走向中心,提出几点思考。     

国际新闻“本土化”的传播理念与路径

在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建设的背景下，有关国际新闻传播“本土化”的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须跳出既有认识框架，从中国大局和世界变局层面进行再思考。本文从现有“本土化”理念和相关媒体新闻实践等角度入手，对新形势下国际新闻传播本土化研究进行理论拓展，提出媒体本土化的优化路径，阐述和分析本土化策略对扩大我国国际新闻传播影响力以及在我国战略传播体系构建过程中起到的筑基作用。     

从“云上丝路”看地方媒体国际传播如何破局

全媒体时代,地方媒体要想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一是拓宽渠道,建立更为立体的国际传播体系;二是加强策划,向外输出更多有价值的内容;三是“云”端发力,快速提升品牌影响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扩大国际“朋友圈”,实现国际传播新突破。     

国际传播“对话范式”的关系向度重构——以数博会海外社交媒体传播实践为例

“对话范式”是近年来指导国际传播实践的重要范式。然而伴随海外社交媒体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场域,传统“对话理论”面临社会网络关系盲区下的对象偏离和叙事错位困境。本文采取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聚焦海外社交媒体场域,结合数博会海外社交媒体传播实践,提出国际传播“对话范式”应基于海外社交媒体网络社会关系情境,引入“互动关系”“议题参与关系”和“权力关系”三大社会网络关系线索进行对话重构,以促进国际传播真正“对话”的发生。     

创新“云端”传播 构建国际传播新格局——以“云上丝路”国际传播项目为例

疫情期间,屏对屏的“云端”传播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形式和渠道。本文从分析“云端”传播的必要性入手,结合南宁广播电视台“云上丝路”国际传播项目的具体实践,总结出“云端”传播的三个策略,即优化议程设置、突破认知隔阂和注重事实传播,并提出未来做好“云端”传播的三点思考：处理好“形”与“意”的关系,融合好“我”与“她”的力量,融通好“古”与“今”的辉映。     

地方媒体助力高质量“一带一路”国际传播的策略探析

我国的“一带一路”国际传播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地方媒体发挥身份优势,与多方共建高质量“一带一路”的“大合唱”。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地方媒体应优化民间共情叙事、整合全路媒介资源、建立安全长效机制、激活国际传播话语,做好“一带一路”国际传播的排头兵、炊事员和排雷者,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     

强化四个基础，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做好国际传播,地方主流媒体要充分发挥传播平台的协同作用,强化四个基础,即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注重话语体系转换,加强专业团队建设,合力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国际合作传播的共情路径：基于对中国—亚非媒体合作传播多元主体的调研

国际媒体合作传播既有利于促进世界相互理解,也有利于提升媒体国际传播能力,是被国际媒体广泛运用的国际传播实践策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媒体近年致力于拓展与亚非发展中国家媒体的合作,以“借船出海”为代表的合作传播实践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依托。长期以来,中国学界和业界较为关注合作传播的“供给侧”,即中国媒体的合作意愿、合作形式与合作效果,对参与合作的外国媒体关注度稍显不足。本文以共情理论作为切入视角,依托某持续性国际媒体合作项目,面向参与合作传播的中方媒体记者、亚非国家媒体记者与关键中介三类人员开展深度访谈,发现共情在国际合作传播的不同阶段分别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在合作意愿确立期,共情是合作传播双方参与合作的主要动机;在合作方案执行期,共情是合作双方采取的一种有效传播策略;在合作常态化发展阶段,共情作为合作双方共同期待的理想传播效果,推动着双方合作关系的升维。基于此,本文对国际合作传播的共情路径作出细化阐释,认为中国媒体为达成国际合作传播的共情目标,应以对其他国家媒体和人民的深层次共情为传播动机、在合作传播过程中注重与合作媒体的共商共享、注重倾听国际受众反馈并适时给予共情回应。     

用“现场感”展现中国媒体国际传播力

在重大国际新闻事件中有记者在核心现场，是中国媒体在国际舆论场发出声音、扩大影响力的第一步。对于“现场感”的强调，特别是在国际新闻报道中“我在场，我看见”的亲历式报道，是中国媒体冲破西方媒体信息把控和话语垄断的有效方式。     

中国电影海外传播平台传播效果研究——2023年度中国电影国际传播调研报告

2023年“中国电影国际传播”调研延续“以外国受众为调研对象、以中国电影国际传播为核心指向”的调研目标。调研以2020—2022年中国电影在海外传播平台上的整体表现为样本,从媒体关注度、社交平台表现、二次传播效果、意见领袖效能等方面出发,全面评估2020—2022年间,中国电影在海外网络的传播效果。调研结果显示,2020—2022年因全球社交隔离等原因,中国电影海外平台传播效果好于之前年份;要重视YouTube意见领袖影响效能;境外媒体整体对中国电影的报道较为积极;Letterboxd、TMDB等专业平台对影片热度有较大影响;Twitter普通群体对民生问题电影关注较多、粉丝超过1千万群体对中国动画电影关注较多。在此基础上提出,应重新建立中国电影海外传播评价体系、发挥中华文化主体性等加快“十四五”期间电影文化强国建设的方案与路径。     

论我国对外传播事业的“短板”与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带动了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断上升.与之相比,我国媒体的国际影响力和在国际舆论场的话语权仍然较为薄弱,与日渐强大的“硬实力”不相匹配.另一方面,在“中国崛起”步伐加快的背景下,西方媒体针对中国进行的“议程设置”和舆论攻势一浪高过一浪,国际新闻传播领域“西强我弱”的格局尚未得到根本改变.     

国际传播叙事的“南方转向”——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媒体的扎根研究

以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主体的全球南方媒体积极倡导的“替代性叙事”成为国际传播“南方转向”的重要表征。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之际,本文通过对相关国家媒体的扎根研究,发现:南方媒体通过构建“替代性叙事”积极汇入全球发展大变局,形成当代国际传播的“地方知识”,打破美西方主导性叙事的迷思,推动了国际传播超越西方现代性叙事的“南方转向”。     

聚焦对外传播焦点问题 探讨未来国际传播策略——“全国第二届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会议综述

2011年10月27日至28日,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承办的全国第二届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在南京举行.本届研讨会主题为“世界新格局与中国国际传播:问题与对策”.会议共设“新媒体与对外传播”、“媒体国际传播发展战略”、“公共外交与国际传播”、“党和军队国际形象传播”、“新技术应用与传播”五场分论坛.本文就研讨会的一些独到观点和看法以及会议达成的共识做一综述.     

我军形象国际传播中文化认同的困境

无论国内传播还是国际传播．我军力图树立的形象都是“和平之师”“文明之师”和“威武之师”。但在国际传播中．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的新闻媒介所塑造的我军形象与我军的实际往往并不相符。造成这种在传播学中被称为“误读”的重要原因之一,即媒体所在国与其所报道的对象之间存在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因此．我军形象在国际传播中要被“认同”便显得困难重重。     

发挥海外华商在国际传播中的独特作用

作为中国新闻社旗下财经媒体,中新经纬近年来致力于涵养海外华商等人脉资源,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华商组织广泛协作,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热点事件、进出口贸易、中国企业“走出去”等重要主题报道中,发挥了海外华商在国际传播中的独特作用。     

舆论缓释——危机传播下的“安全阀”

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媒体功能是一个传统议题,而舆论缓释作为危机传播下媒体舆论引导功能的核心,对于维护社会舆论稳态能起到“安全阀”的作用。当今社会巳进入到信息化时代,媒体在危机事件中的表现很大程度上能影响危机的进程和解决。媒体在危机传播中有着自身固有的优势,同时也必须承担起更加重大的责任。因此。媒体要努力充当“社会舆论的减压阀”,在危机传播中起到“公开信息、澄清事实、平息谣言、鼓舞人心”等舆论缓释的作用。     

当代世界的国际传播

增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是中央高度关注的重大课题。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构建覆盖广泛、技术先进的现代传播体系,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相称的国际传播能力。中央对如何增强我国重点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了具体部署。目前,包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内的中央主要媒体,正在深入学习、积极贯彻、全面落实中央指示精神。加快推进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必须研究当代世界的国际传播,方能知己知彼,在国际舆论传     

如何报道与传播“自杀”事件——“直播自杀”的传播伦理问题

2014年11月30日,四川泸州一位19岁小伙子在微博上直播自己的“自杀”,此事引发了网友与媒体的集中关注,最终这位年青人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整个微博直播中,网友围观、留言评论,其中的冷漠、观望和幸灾乐祸的观点充斥网络,这显示出此次事件中的失范者并不只是存在传播伦理的问题,更存在公共道德的问题.媒体如何遵从职业伦理规范去报道这样的“自杀”事件,如何从伦理角度去规划有责任的报道,成为自媒体时代媒体和网络在对“自杀”事件的报道和传播中应着重思考的问题.     

发挥地方媒体作用 加强国际传播建设

湖南不靠海、不沿边,对外宣传工作不具备先天优势,但湖南媒体通过与老挝的深度合作,辐射东盟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地方媒体开展国际传播的成功尝试。湖南媒体坚持全省外宣“一盘棋”,坚持用好平台优势、历史积淀、独特资源,不断提升国际传播本领,通过积极调动各方力量,优化资源布局,初步构建起多主体、全媒体、立体式的国际传播格局。在讲好中国故事、湖南故事,塑造并传播中国形象、湖南形象方面担当作为,坚定中华文化自觉、自信、自强,探索充满活力的地方媒体国际传播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