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的“无名”与“无言”

道的“无名”和“无言”启导了中国文学艺术特别是诗词艺术的虚实、形神、情景理论,有着重要的诗学意义。本文是第一次试图用“无名”、“无言”来分别阐释老子、庄子哲学所包含的诗学意义。     

“始作俑者”的“俑”

以前读《孟子》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一句,老师解释说:古时只是把草束成人形来从葬,要求并不严格,略象个人就行。后来发展到“俑”,就很象人了。孔子认为,这样做就等于认为人可以殉葬,有失仁道,因此他就骂人了,说发明这种“俑”的人,真该断子绝孙。自己当时就不求甚解地接受过来,没有产生过任何疑问。到了批林批孔的年头,有位同志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崭新解释:原先是用活人殉葬,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进步了,用木倆来代替了活人。反动透顶的孔老二,认为用木俑代替真人,是对奴隶制的     

鲁迅的“五四”与“新青年”的“五四”

重读鲁迅《呐喊.自序》,我们能够发现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鲁迅与其他更积极的新文化运动的鼓动者之间的思想分歧。鲁迅的“五四”有别于一般“新青年”的“五四”,对这种差异的把握将有助于我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复杂性的理解,并最终走出今天关于五四评价的种种争议,寻找理解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共同思想平台。     

论孔子的“克己”“复礼”“爱人”

孔子在回答颜渊问仁的时候,提出“克已复礼为仁”,在回答樊迟问仁的时候,提出“爱人”。孔子谈仁,重视克已工夫,复礼乙是克己的重要条件,爱人是克己的政治要求,复礼与爱人的政治性是强烈的。在孔子的仁的思想里面,贯串着修己治人之道,这是他的仁的见解的本质。孔子在回答子路问君子的时候,提出“修已以敬”,“修已以安人”,“修已以安百姓”。“修已以敬”,就“克已复礼为仁”说;“修已以安人”,“修已以安百姓”,就“仁者爱人”说。“修己以安人”,与“君子学道则爱人”的道理相通;“修已以安百姓”,与“小人学道则易使”的道理相通。孔子在谈修己,谈敬,谈安人,谈安百姓,都是在谈仁的修养。克己、修已是不能从抽象的角度来谈的,需要有一定的具体内容。孔子谈仁,提出复礼作为克已的     

萧红“寂寞”的“问诊”和“疗伤”

萧红创作倾向中的"寂寞"与她的人生境界相关。寂寞也是一种痛楚,萧红的创作就是对自己这种类似于"病"的痛楚的书写。"问诊"是着眼于对萧红所患之"病"的认识;当作者把自己的"患病"感觉倾诉出来,也相当于是情感"疗伤"。     

“匮乏”和“耗尽”的“三新”小说

新写实、新状态、新体验“三新”小说是“后新时期”诸多“新潮”文学中，三种“新”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写作方式。本文分析了“三新”小说产生的文化语境；分析了“三新”小说与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传统现实主义以及新时期文学中先锋、新潮小说所运用的具有西方现代派意味的，从叙述方式到写作内容完全“私人话语”的写作方式的异和同；分析了“三新”小说的“新与旧”的区别，指出了“三新”小说力图打破艺术与现实，精神与实际的分离感、隔膜感，表现出的很不相同的对世界、对自我主体的体验、认知方式、价值观念及审美观念。同时，也指出了小说作为一种精神提升的可能性展示，“三新”小说的艺术价值以及其艺术价值的有限性     

汉代的“商胡”“贾胡”“酒家胡”

汉代有“商胡贩客”活跃于边境地方,内地亦“商贾胡貊,天下四会”,其中明确有“西域贾胡”,他们对于社会经济的繁荣有所贡献。当时外国使团中也有被称作“行贾贱人”的商业经营者。乐府诗中“酒家胡”称谓,则反映了另一种形式的都市饮食服务业经营。“商胡”、“贾胡”、“酒家胡”的活动,与汉家商人有一致性,然而也表现出自己的个性。他们的活动,也是促成汉代经济文化在特殊条件下实现进步的因素之一。     

甲骨文中农作物“稻”“黍”“来(■)”“榖”“稬”的考辨

本文对甲骨文农作物“稻”、“黍”、“来”、“■”、“■”等字着重就甲、金文直至隶、楷,参照传世文献进行了共时的、历时的综合分析,理 清它们的演变情况,作出新的考定。     

甲骨文“枝”“条”“萌”“耑”“倒”考辨

甲骨文枝字,作■、■等形,上从止从小点,下从根符号。指从树木主干上分出的比主干水嫩的枝(条)。甲骨文条字,作■形,上从倒立之止,下从木枝条柔弱无力之形体。它像树木等禾本植物枝条上的枝杈呈倒立状之形,是条的象形会意。甲骨文萌字作■形,上从止从小点,下从一斜竖及小点,像种子发芽、上面长出枝杈、下面是一根直直的根形。它是萌的象形会意。甲骨文耑字,上从止从小点,下从根须形符号或从根从小点符号,像植物上部渐生歧叶之状,下像植物根须之形。甲骨文倒字,正是耑字的倒立,上从倒立的根须形,下从倒立的植物枝杈形体,像植物之头与根须上下颠倒、翻转之形。倒的古文是到,到的金文是从人从至(■)偏旁。至的字义是到,甲骨文字形是倒立之矢——■,与甲骨文倒字(■)字在上下颠倒、方向倒转上含义相同,故甲骨文倒(■)字后世废而倒(到)字流行至今。对甲骨文枝、条、萌、耑、倒五字的考证与辨析,有助于学术界了解止这一偏旁既是来源于人体之足的象形,还是来源于草木枝杈的形体符号。     

“现代性”的“中国知识”

本文阐述了“现代性”具有观念和话语的多样性 ,韦伯式的“中国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百余年来中国现代性的主要讨论形式是中西体用之争 ,其以非此即彼的方式误解了现代性 ,其争论焦点正是中国“现代性”的困惑所在。文章探讨了中国现代性的生成条件与遵循方向 :“现代性”在其生成上有赖于各特定社会的既有条件和可利用资源 ,只有向内寻求的自觉转化 ,才能开出真正有意义的中国现代性     

“鲁迅”的“现在价值”

这里讨论的“鲁迅”是符号化的鲁迅,“鲁迅遗产”主要是指鲁迅和同时代的东亚思想家与文学家共同创造的20世纪东亚思想、文化、文学遗产,它是20世纪中国与东方经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鲁迅”的“现在价值”问题,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东亚国家以至世界的思想、文化学术界的问题。     

关于“科学”的“思考”

近年来 ,捷克作家昆德拉援引的一句古犹太谚语越来越打动我的心灵———“人类一思考 ,上帝就发笑。”我们的本行———或称人文科学、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其命名就已极麻烦。单说它是否属科学 ,也是极为烦人。其实 ,就科学的可重复性这一重要特征而言 ,人文学科当然不属科学。问题只在于 ,“科学”这个词早已超越了从西方社会生长出来的、促使近代社会产生巨大转变的、具有严格限定和明显特征的原始意义 ,成了代表社会俗称发展进步的、为各个社会众人能共同接受的唯一象征。在此映照下 ,一个东西如果不是科学 ,就根本不值一提了。…     

“数量词 名词”与“的”

“数量词 名词”结构中,多数情况下不可在“数量词 名词”间加入助词“的,”但有的情况下却可以。文章主要从量词的次范畴划分,对这一结构中能否加“的”做了描写分析,认为数量词和名词之间能否加助词“的,”除了取决于量词自身的一些语法、语义特点外,主要与量词在语义上跟数词、名词二者中谁结合更紧密有关。当量词与数词语义上结合紧密,以表示名词的数量时,一般数量词和名词之间可以加助词“的;”当量词和名词结合更为紧密,主要对名词起限定、描绘作用而不是重在计量,则数量词与名词组合时,中间不能加助词“的”。     

“数”出来的“性福”

我与老伴都是六十四五岁的人了,身作都很好,穿着打扮也较时尚,外人都说我们像五十多岁的人。我们健康的原因与和谐的性生活密不可分。和谐的性生活使我们心态乐观,对生活中的挫折和不幸能正确看待处理。 是什么使我们永葆性生活春天的呢?是性技巧。这技巧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更不是听谁传授的,而是因爱使我们独创了这些技巧。     

“进入”“时间”是“接近”“事物本身”的唯一方式

“事物自身”“在”“时间”的“绵延”中,“文学艺术”和“哲学”要想不使“时间”“缩水”,就要“参与”“时间”进程,“进入”“时间”。“进入”“时间”是“接近”“事物本身”的唯一方式,而不是在“时间—空间”之“外”把各种已被“分裂”了的“表象”“再”重新“组合—拼凑”起来,以为那才是“事物”的“本质”。殊不知,这种“本质”是“概念”的、“抽象”的。     

“直接产物”不同于“直接反映”“源泉”没有“直接”与“唯一”的区分

陆一帆先生的《关于文艺本质问题的思考提纲》(下称《提纲》),力图揭示社会心理在从生活到艺术这个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并由此重新思考文艺的本质问题。这一新的理论构想,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因为,社会心理作为人们精神生活过程的结果,无论作为一种感性的社会意识(从认     

“行”、“火”与“伍”的补注

人们对古代著名民歌《木兰诗》中一些词语、句子的理解,未必完全正确。其中的"行""火"以及与之相关的"伍",都是我国古代军队的编制单位,以此来解释它们的含义,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女巫”与“天使”的“创始神话”

"女巫"与"天使"作为文学作品中频繁出现的意象,实际上以一种"创始神话"的形式参与了男权社会文明建构的全过程。这一意象不仅暗示了男性对女性的恐惧,也透露出男性对女性的想象。虽然女权主义批评者对这一意象的历史分析颠覆了菲逻各中心主义的传统,然而她们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一"神话"是人类对自身心理二元结构(即神性与人性)的审视。     

韩愈重“文”尚“奇”的“古文”论

韩愈写作“古文”,倡导“古文运动”,在理论上有高度的自觉性。他的“古文”论,总结了自三代、秦、汉以来散文长期发展的历史经验,又包含着自己创作实践的亲切体会,其中不少内容反映了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他以明“圣人之道”为创作的基本纲领,但并不主张以儒学代替或包括文学;他在创作上标榜“复古”,却没有流于师古守旧的教条主义和模拟主义。他的创作富有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艺术上的独创性;而这种独创性又与他的重“文”尚“奇”的“古文”理论密切相关。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谈点粗浅意见。     

“支那”的称谓源于“秦”还是“楚”

我们伟大祖国的称谓——中国,在世界上许多语言中都称为“支那”(如chinacina等等)。“支那”这一称谓的来源,早就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经过不少人的研究,在多年前就己得出结论,认为:“支那”的称谓乃是“秦”的音译,即“支那”的称谓来源于“秦”(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支那名号考》)。这种看法言之有理,持之有故,证据确凿,长期以来就为中外学者所公认。但是,一九七九年第四期《历史研究》曾发表一篇题为《论“支那”一词的起源与荆的历史和文化》的论文,第一次提出:“支那”一词的起源不是“秦”而是“楚”,从而这一似乎早己解决的问题又被重新提起。这里,不准备重复“支那”一词源于“秦”的种种理由,因为早有许多著作对此作过详细的论证,笔者是同意这种看法的,在拙作《秦史稿》中也曾做了一点补充。所以,这里准备着重研究的是所谓“支那”一词源于“楚”(即“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