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政府履责监督 推进惩防体系建设

责任政府是指积极履行法定义务和职责、积极回应民众的社会的基本要求,并能自觉承担政治、法律和道义责任的政府.[1]文章对食品安全的履责监督、安全生产的履责监督进行了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应用到政府部门的责任监督过程中,利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以制度为保障,实现了政府部门及人员以"分责全方位、知责全覆盖、履责全到位、问责全过程、负责全落实"为主要内容的"五责"监督体系,从而建立起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网格化监管机制,实现了人为监督向网络监督、静态监督向动态监督、事后监督向过程监督的转变,取得了良好效果.     

略论教育的定位、导向、谋策、履责

教育应积极主动适应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战略对人才培养的需要，务必解决好定位、导向、谋策、履责。     

西部农村社区成人教育发展中政府履责现状及问题研究

农村社区成人教育作为一种公共事业,政府是办好这种公共事业最大的责任主体。政府在发展我国西部农村社区成人教育履责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重视程度不够,缺乏专门管理部门;专门法律法规缺乏,相关政策不明确、不完备;政府总体投入太少,特别是中央及省级财政支持力度太小;未能很好地统筹西部农村社区成人教育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对西部农村社会及成人的学习需求了解不够。     

问责与履责: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报发布三周年再思考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系统定期发布人才培养质量报告已成惯例。高等职业教育系统主动向社会报告,是回应社会对高等职业教育问责的履责之举。发挥人才培养质量年报的蝴蝶效应,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造更大人才红利,当成为高职教育在互联网时代面临发展式微困境的自救之举。需政府完善政策环境、高职系统增强自觉性、报告载体丰富表现形式、报告受众交互参评四方联动达成此目的。     

论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政府责任及其履责路径

围绕着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深入探讨政府责任的内涵,进一步明晰政府责任的内容,以及现阶段实现民办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政府在认识、管理、财政、政策、服务等五方面的履责路径,即转变观念,实现对民办高校的深入认识与重新定位;弱化政府行为,实现科学管理;加强财政资助,实行间接为主,直接为辅,供给与需求导向相结合的资助方式;落实现有政策,寻求新的法律突破;发展中介机构,繁荣民办高等教育事业。     

中外比较视野下的避责问题研究:核心关切与方法运用

既有国内外避责研究围绕行政改革、危机与风险管理展开了多元化讨论,但欠缺对不同政治制度背景下官员避责的统一维度的对比分析。基于比较研究视野,梳理对比国内外研究在避责的动机、策略、条件与结果上的异同后发现,国内外研究均将避责动机视作官员支配性动机之一,但二者源起显著不同;在避责策略上,二者均涵盖静态类型学与动态过程性划分方式;在避责条件上,二者主要基于特定制度安排下的“权—责”关系展开讨论;在避责的结果上,国外研究侧重社会影响,国内研究区分政府内部和社会影响两方面的后果。从方法运用来看,国外研究多采用定量方法,国内研究多为典型案例研究。这为未来深入理解我国官员避责行为发生的因果机制提供了学术支持和经验基础。     

从回应型政府到合作型政府:我国服务型政府构建的理性路径论析

伴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我国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正逐步推进。但社会治理主体结构失衡、服务型政府的构建缺乏有效的双向互动机制、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弱、支撑制度不健全等因素使得我国服务型政府的构建陷入困境,还停留在回应型政府层面上。诸多限制性因素说明了,作为一个桥梁与纽带,合作型政府为我国从回应型政府走向服务型政府提供了稳步过渡的台阶。合作型政府强调社会治理主体在公平、信任的基础上通过协商、博弈来共同治理社会公共事务,这从根本上解决了回应型政府治理的单向性、低效性,是我国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理性路径选择。     

社会组织的发展:地方政府公共治理模式创新的内在机理

当前,社会组织在参与地方政府治理的过程中不断成长,俨然成为促进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重要因素。基于社会组织自身价值的实现、政府公共治理创新、公共治理制度设计的需要以及时代发展、历史的选择,社会组织的发展不断推动着地方政府治理的创新。同时,地方政府管理创新产生了更适宜的土壤、形成了良好机制、建立了理性发展的法制化保障、促进了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比翼双飞。基于此,社会组织的发展作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内在机理,必将会有一个光明前景。     

法治视阈下购买公共服务中的政府责任问题研究

购买公共服务作为我国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责,同时又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的一项重要环节。通过分层论证法从政策、监督和法律三个维度对购买公共服务中政府履责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其主要存在政策冲突,政府依旧"掌舵";监督敷衍了事;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等问题。从"法治政府是责任政府"的视角提出政府要加快制定和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法》及配套法规,坚持依法行政、依法监督,建立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度,不仅有利于真正发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的作用,还有利于深入推进我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建设。     

"数字避责":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基层官员避责行为研究——基于多案例的综合分析

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上级试图构建数字生产体制以实现透明、精准、精细化治理。数字生产体制为上级激发下级的积极性提供了动力,但数字生产体制的内在困境使得基层官员产生了表象策略、机构策略、政策策略和反向策略等避责行为,形成“低问责均衡”。“数字避责”是官僚体制的内生产物,是基层官员面对不确定性风险和问责高压的选择,也是官僚理性的体现。基层官员以制造数字景观、形式主义等行政程序来应对技术治理要求,重构了权力链,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问责主体的意图。在未来的国家治理中,应该重新定位行政规范化、技术化导向,缓解技术理性的过度膨胀,构建良性、健全的问责链,为基层官员创造敢于担当尽责的制度环境。     

政府职能的进化:逻辑与历史统一的维度

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核心主体,其职能是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进化提升的。在后工业社会,政府职能将发生根本性的进化,即政府的服务职能将取代其管理职能而占据主导地位,并逐渐实现政府职能的全方位服务化,导致人类社会新的政府类型——服务型政府的诞生。这种变化既是政府对于人类在经过了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的历史之后所迎来的后工业社会的积极回应,又是政府职能结构按照"统治型—管理型—服务型"的内在逻辑必然的进化发展。与前工业社会盛行的"权治"相适应的是"统治型治理范式",与工业社会盛行的"法治"相适应的是"管理型治理范式",与后工业社会日渐凸显的"德治"相适应的必然是"服务型治理范式"。统治型或管理型治理范式的唯一承载者是政府,但后工业社会承载服务型治理范式的主体演变为多元化网络结构,处于其核心地位的职能全方位服务化的政府将与非政府组织及其他社会自治力量合作,担负起服务于社会发展和公共利益的职责与使命,从而使人类享受到幸福快乐的美满生活。     

福建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的建构探析——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视角

福建省的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以及群体之间的利益分化现象,伴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而日益加剧,建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势在必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要求,为探索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的建构提供了新的视角。福建省利益协调机制应该内含:动力与平衡内在统一的利益调节机制,以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为依托的利益整合机制,以培育社会组织并激发活力为支持的社会多元参与机制以及及时有效的利益矛盾预防和化解体制。     

地方服务型政府构建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社会主导型政府是政府职能回归的体现,地方服务型政府是现阶段社会主导型政府的核心和区域执行者。针对当前地方服务型政府构建过程中存在公务员素质、政府职能转变、组织结构、服务制度等问题,深刻剖析,提出基本思路,真正实现社会主导型政府建设目标。     

从黄震的仕履看南宋后期的地方政情

本文扼要叙述了黄震的仕履及政绩,并结合黄震仕履,较全面地论述了南宋后期的地方政情,最后明确指出南宋内政已腐败不堪,其走向灭亡已不可避免。     

从地方政府管理到地方治理:基于新制度主义的解读

我国从地方政府管理到地方治理的转变,是政府自主地在国内外环境变化的情况下所做出的积极回应,这种转变由来自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和社会转型的挑战的外在动力,以及源于地方政府自身完善的要求和公民社会兴起与发展的内在动力的双重推动。文章试从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视角,来探讨从地方政府管理到地方治理转变的制度选择。     

论公共治理视野中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服务型政府是在道德选择的基础上对传统行政体制的重大改革,这不仅是全新的公共治理理念,更是一种新的政府管理模式。服务型政府蕴含着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公共服务市场化及有限政府的治理理念。在公共治理理论视野下,通过加快分权改革,培育发展公民社会,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执行力、推进电子政务等途径实现服务型政府,使服务型政府的建设逐步向公共治理模式发展。这将是我国政府管理的一种创新方式,能够寓政府的管理于服务之中,能够更好地为基层、企业和社会公众服务。     

政府在高职教育校企合作中的责任

根据公共产品理论和多中心治理理论,从必然性、重要性、必要性等方面讨论了政府在校企合作中履责的理论依据;认为政府履责的现状不佳,存在政府职责边界不清、法律依据不足、政策不够、制度缺乏、行业主管部门参与不够等问题。理念不到位、体制机制不健全、校企错位、快速发展与保障机制滞后的错位等是主要原因。厘定了政府在校企合作中的责任应为：更新理念、完善法规、政策激励、加大投入、强化管理、加强指导。并从观念引导、制订法规、制度设计、财税政策、行业组织作用、加大投入、制订标准、强化指导和监管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中国地方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

地方治理理论强调地方政府、社会与市场组织和公民自组织的良好合作,具有十分明显的西方社会话语特征,但在我国特殊的历史务件和体制环境中,地方治理更倾向于强势一方的地方政府的治理,形成了强政府治理的苏南模式和市场先行、社会参与的浙江模式两种典型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反映了西方话语特征的地方治理理论在中国有其自身的适应和发展空间,具有明显的地方政府主导色彩,社会的参与治理也依赖于地方政府的推进。正是由于地方政府的主导与推进。使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正朝向构建多中心治理结构、深化服务理念和由“善政”走向“善治”的趋势变革。     

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下政府治理创新的内生逻辑与趋向分析——以江阴为例

企业家精神是江阴政府与市场关系得以趋向平衡的重要观念因素，其孕育、嵌入与扩散也是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内生结构逻辑。面对治理现代化总体目标，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关键是以建立良好社会秩序为指向，摆脱路径依赖，以集成化实现区域治理现代化。江阴需要进一步拓展政府"强"的具体维度，将企业家精神中的风险把控能力和持续创新意识注入不同主体之间的责、权、利配置之中，以主体社会化、体系法治化、效能标准化实现政府治理创新的整体效应。     

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的动力机制及其治理路径

地方政府的创新行为不仅十分重要,而且创新的"可持续性"也同等重要.以中部地区3个地方政府创新案例为实践分析对象,通过建构"政府-制度-社会"的分析框架,发现其动力机制包括:"嵌入型政府"是行动动力机制,包含了"社会融入""部门交互""组织嵌入";"制度再优化"是制度实践机制,涉及"制度应变""制度调适""制度监督";"主动型社会"是重要的社会反馈机制,包括"倒逼改革""合作治理""耦合链接".在此分析基础上提出"互嵌式共治"是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性的有效治理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