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19-20世纪初沙俄对中亚伊斯兰教的政策

沙俄对中亚伊斯兰教的政策,其根本特征是不尊重和蔑视,但在其征服和统治的不同时期,表现形式或侧重面又有所不同。征服和统治的初期主要表现为或侧重于忽视甚至是扶持;到后期随着在中亚统治的加强和巩固,也由于对其中亚殖民地需求的增加,沙皇政府开始采取侧重压制伊斯兰教和传播东正教的政策,推行俄罗斯化,企图逐渐削弱伊斯兰教在中亚的影响。但这一政策除激起中亚民众的反感外,并未达到削弱伊斯兰教影响的效果。故十月革命以前,伊斯兰教一直在中亚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     

清季云南回回学者对伊斯兰教和儒学的比较研究

与云南回族社团出现的适应华夏文化的潮流相平行,清季的回回宗教知识界中出现了以理性态度来理解儒家思想的学术探讨。在比较伊斯兰教和儒学的汉文著述活动中,回回学者在捍卫伊斯兰教教义的同时,也分析了两大宗教思想文化的异同以及它们之间的吸纳和排斥关系。     

帕米尔的伊斯玛仪派

伊斯玛仪派是一个对伊斯兰教和世界历史产生过重大政治、思想和军事影响的宗教哲学派别。帕米尔伊斯玛仪派以极具复杂的宗教哲学和打上神秘主义烙印的组织结构闻名于世。肯定人的理性与侧重于世俗主义是帕米尔宗教文化的实质性内容。帕米尔的伊斯玛仪派在保存正宗伊斯玛仪派宗教哲学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和魅力。     

三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地方化和民族化

宗教流传过程中,有个"适者生存""入乡随乡"问题。外来宗教中国化是必然发生的社会现象,它演变为中国宗教,显现为宗教的地方化和民族化的发展。伊斯兰教中国化符合宗教发展的一般性规律,有必要沿袭、延续伊斯兰教先贤的步伐,坚持中国化才能维护中国宗教的独立自主,这也有利于信众遵循教道。"去中国化"违背宗教发展规律,毫无出路。     

清末民国时期伊斯兰教在新疆哈萨克族中发展史实钩沉

伊斯兰教在新疆哈萨克族发展演变的历史是一部“本土化”的历史.经过兴建清真寺、开展经文教育、设立宗教管理组织、确立宗教教规等历史过程,阐释伊斯兰文化的共性与哈萨克族文化个性之间张力的消解,形成了带有草原游牧特色的伊斯兰教.     

抗日战争时期的天主教和基督教略论

20世纪的日军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结成民族统一战线以抵抗其疯狂侵略.在中国有较大影响的天主教、基督教上层势力,基本上对中国的抗战事业采取一种中立甚至袒护、支持日本侵略的态度.但这不是中国天主教、基督教的全部,广大的爱国教徒激于国家、民族大义,以无畏的牺牲精神投入到神圣的抗战中去.应把广大宗教人士的爱国实际行动与宗教上层的反动指导思想区分开来.     

历史上汉族学人对伊斯兰教认识之演变－－兼议伊斯兰教的中国化

在我国早期有关伊斯兰教的记载中,一部分为汉族学者所撰。他们对伊斯兰教史料进行收集、梳理、研究,不仅能够反映汉族学人对伊斯兰教认识的嬗变,勾勒出伊斯兰文化和汉文化交汇融合的特点,而且为探究伊斯兰教的中国化过程提供辅助资料。     

试论新疆地区伊斯兰教的民族特色

伊斯兰教是一个世界性宗教,但同时也是一个地区化、民族化的宗教。新疆地区的伊斯兰教就是一个已经地区化、民族化了的伊斯兰教.它表现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在信仰的侧重点、程度、表现形态、功能作用和建筑艺术上的差异性。这提示我们,宗教工作要讲策略,只有根据民族特点做宗教工作才会富有成效。     

论回族文化中的佛教文化因素

在历史进程中,为了适应中国已有的文化格局,也为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回族对佛教文化中的某些“非典型性因素”进行了吸收和改造。回族对佛教文化的吸收,是在不违背伊斯兰教基本信仰的前提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适应,也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一种表现。     

伊斯兰人类学：学科的历史及意义

伊斯兰人类学是宗教人类学的一个分支,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在理论和方法论上有较多洞见和建树,并产生了一批优秀的民族志。系统地译介伊斯兰人类学,对我国伊斯兰教研究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清中叶天主教在华的本土化问题

清代中,叶天主教在华传播的社会处境发生重要变化.这一时期,清政府严厉禁教政策正式确立,而儒学知识界也从总体上批判、否定天主教,由此影响了天主教在华的本土化取向,促使在华天主教走向一条与民间小传统相结合的本土化道路.天主教本土化三个基本特征:传教的底层性、习教的自立性与仪式的民间性.清代中叶天主教在华的这种本土化深刻地影响了天主教在近世中国社会的发展,天主教在深植中国社会、成为中国宗教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与其他民间宗教的界限,染上民间化色彩.     

伊斯兰教与儒学会通三题——以明末清初“回儒”群体为中心

明末清初,在伊斯兰教与儒家思想文化的对话、交流、调适和融合过程中,中国社会出现了"回儒"这一引人注目的群体。"回儒"的产生,真正开启了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文化全方位的对话和融合,是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传播的转折点,具有划时代和里程碑意义。"回儒"这一群体在融会贯通伊斯兰教与儒学这两大文明体系方面的思想和活动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尤其对当前更好推进"一带一路"实施、促进与沿线穆斯林国家的"民心相通",有十分有益的借鉴作用。     

日本东洋文库所见滇版伊斯兰教文献题录

清代云南曾刻印大量的伊斯兰宗教和文化典籍,对于丰富发展伊斯兰文化和推动伊斯兰教中国化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献价值。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珍贵文献亡佚严重,日本东洋文库部分珍藏有滇版伊斯兰教相关文献。     

论中南亚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及对中国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初穆斯林世界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高度政治化的伊斯兰教宗教极端势力得以崛起,中南亚国家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影响到中国新疆的政治稳定及国家安全。在中南亚地区的伊斯兰教复兴运动中,通过对阿富汗、印巴及克什米尔、车臣及中亚的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分析研究,可以看出中亚、南亚一些国家的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对中国的影响。     

清季云南回回学者对伊斯兰教和佛教、道教的比较研究

与云南回族社团出现的适应华夏文化的潮流相平行 ,清季的回回宗教知识界中也出现了以理性态度来理解佛教和道教思想的学术探讨。在比较伊斯兰教和释、道宗教的汉文著述活动中 ,回回学者在捍卫伊斯兰教教义的同时 ,也分析了它们之间宗教思想文化的异同以及相互吸纳和排斥关系。     

论天主教文化与明末清初的儒学环境

明末清初 ,天主教文化第三次传入中国。明清两朝在改朝换代之时 ,天主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与冲突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太大的影响。王学在批判传统、否定权威方面为天主教文化的传播 ,特别是为传教士是先秦儒学而非宋明理学 ,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而实学的高涨 ,又为传教士在传教手段上走学术传教的路线 ,提供了一个可以实践的环境。但明末清初的王学和实学环境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明末清初对王学的批判以及实学自身的流变 ,均使得天主教文化传播赖以长期存在的基础变得十分不稳 ,再加上明末清初程朱理学的发展 ,传教士们在这样的儒学环境下择儒斥佛 ,是先秦儒学而非宋明理学 ,必然会遭到卫道儒士的猛烈批驳     

回族砖雕中凤凰图案的宗教意蕴——基于临夏市伊斯兰教拱北建筑的象征人类学解读

“凤凰”是汉文化传统中的祥瑞之鸟,在伊斯兰教苏非文学当中,也有一种具有宗教意蕴的神鸟“西摩革”（Simurgh）,二者在来源与象征意义上有相似之处。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甘肃临夏砖雕当中,凤凰图案频繁出现,并成为伊斯兰教拱北建筑中的一种砖雕主题。这种现象是伊斯兰教在中国“地方化”（localization）的表现,是回族苏非门宦创造性运用汉文化资源的一个案例。这进一步证明伊斯兰教同任何其他宗教一样,具有丰富多彩的地方化样式。     

从宗教市场论视角看天主教的"处境化"——以贵州瓮安县草塘镇为中心的人类学调查

本文通过对贵州省一个乡村社区的天主教的田野调查,展示了天主教在日常生活和葬礼、敬祖等问题上的处境化问题.笔者认为,正是农村大量的天主教徒具有极深的民间宗教信仰背景,从而使天主教的高度处境化能自然地进行.站在宗教市场论的视角看,这恰好说明潜在的信徒在尽量多地保留原有宗教资本的情况下,更易接受天主教这一新的宗教产品,这为天主教占领市场提供了极大的动力.     

康雍乾三帝天主教非“伪教”观与相应政策

康熙帝对天主教政策有着由允许到基本禁止传教的转变,雍乾二帝发展为全面禁教政策。这种变化,出于对天主教认识的改变。禁教后传教士申诉,说天主教不是"伪教",雍乾二帝认同此说(应当说康熙帝亦然)。传教士的非"伪教"说,意思是天主教不是伪装正派,是真正宗教,不同于邪教。康雍乾之认可,是将之视作与佛道回教相同,是宗教,相对于儒学是异端,但与白莲教、斋教之类煽动造反的邪教不是一回事。乾隆帝在观念上容或有邪教之意,然未出诸口,仍有分寸。基于非伪教的认识,又因它是外国人信仰的宗教,康雍乾禁教之后仍允许在华技艺人员信仰,而禁止他们传教和国人信教。在康熙帝容教令实行的近30年间,天主教在中国大发展,促成清朝前期中西文化交流高潮,禁教之后大退潮。而禁教之发生,是因罗马教廷实行禁约令,向中国皇帝的权威挑战、挑衅,康熙帝予以回击。禁教后西方传教士非法潜匿、潜入传教,为清朝驱逐、惩治,此种不幸之事的出现,是禁约令无可避免的后果,咎在教廷。     

康雍乾三帝天主教非“伪教”观与相应政策

康熙帝对天主教政策有着由允许到基本禁止传教的转变,雍乾二帝发展为全面禁教政策。这种变化,出于对天主教认识的改变。禁教后传教士申诉,说天主教不是"伪教",雍乾二帝认同此说(应当说康熙帝亦然)。传教士的非"伪教"说,意思是天主教不是伪装正派,是真正宗教,不同于邪教。康雍乾之认可,是将之视作与佛道回教相同,是宗教,相对于儒学是异端,但与白莲教、斋教之类煽动造反的邪教不是一回事。乾隆帝在观念上容或有邪教之意,然未出诸口,仍有分寸。基于非伪教的认识,又因它是外国人信仰的宗教,康雍乾禁教之后仍允许在华技艺人员信仰,而禁止他们传教和国人信教。在康熙帝容教令实行的近30年间,天主教在中国大发展,促成清朝前期中西文化交流高潮,禁教之后大退潮。而禁教之发生,是因罗马教廷实行禁约令,向中国皇帝的权威挑战、挑衅,康熙帝予以回击。禁教后西方传教士非法潜匿、潜入传教,为清朝驱逐、惩治,此种不幸之事的出现,是禁约令无可避免的后果,咎在教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