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困境及应对之策——新制度主义的视角

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一直很难有实质性的推进,基于新制度主义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三个流派分析,其主要是由于制度创新推动主体缺失、传统文化的制约以及制度的路径依赖等问题所致。因此,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应从有限政府有效推动改革,广泛调动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进行文化创新,培育现代大学制度环境;引入历史否决点,打破路径依赖等方面着手推进。     

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之路：历史经验与启示

历史视角中的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路径,是根基于现代大学制度的本质内涵,把它放在中国特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彰显其应有之义。基于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建立,我们走过了一条移植和模仿、学习和借鉴、自主和创新之路,一百余年的大学历史发展是我们宝贵的历史遗产。在缺乏理性色彩的功利主义和缺乏人文情怀的工具主义的传统文化思想观念下,我国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之路异常艰辛,＂照搬模式＂、＂依附发展＂和＂路径依赖＂的建设方法,使建设我国现代大学制度之路不时走上歧途。反思我国传统文化惯习,应对我国大学建设与发展的现实问题,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应该树立问题意识,提倡实践路径,注重学习和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经验与教训,突出制度创新,强调创建高等教育的中国模式。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我国大学内部治理制度逻辑演进

借鉴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分析我国大学内部治理制度的变迁经历了国家控制的内部治理探索期(1949-1977年)、初步自主的内部管理建设期(1978-1997年)、法人治理的依法治校完善期(1998-2012年)、多元治理的多元共治建设期(2013年至今)等四个阶段。政治体制与政策、经济体制与环境、文化观念与认知、行动者等因素构成了影响制度变迁的深层结构,关键节点与路径依赖塑造了断续相接的制度变迁历程,制度变迁呈现出从国家控制到多元共治的演进逻辑。未来,应把握当前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推动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与运行机制的有序运转来构建大学善治格局,与外部治理制度协调推动现代大学治理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高校学院治理困境及其路径选择——基于新制度主义视角

随着治理现代化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深入,高校学院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受到了来自组织内外部各方面的挑战。以新制度主义为理论基础,构建个人-制度-文化分析框架,以个体微观、制度中观、文化宏观为分析视角,探明高校学院治理面对的挑战主要是文化共识制约、制度变迁的惯习依赖以及个体选择的有限理性。因此,我国高校学院治理积极建设应从创新文化环境,打破文化共识;创新制度设计,打破惯性依赖;协调各方利益,打破有限理性等方面推进。     

论和谐文化视野中现代大学制度的创新

大学制度创新是现代大学制度改革的深化与发展．其目的是使大学不断地适应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努力提高自身的办学水平和办学效益。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创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推进大学制度创新,应以大学和谐文化建设为基础,应对大学制度与和谐文化的关系、现代大学制度的本质属性进行理性思考．在此基础上．提出和谐现代大学制度创新的有效途径。     

现代大学制度视野下的大学文化建设路径探析

当前,建立健全现代大学制度,推进大学文化建设,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热点问题之一。而在现代大学制度视野下研究大学文化,则是当前大学文化研究的热点,也是大学改革发展面临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之一。本文在剖析现代大学制度与大学文化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现代大学制度视野下大学文化建设应秉持的理念,并对在此背景下推进大学文化建设的具体路径进行了初步探讨。     

大学章程实施的当下困境与破解之策——基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

大学章程从制定到实施实质是制度对高校师生行为范式的规训问题,而新制度主义可以很好地解释制度的性质及其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借助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视角可发现,目前中国大学章程建设在实施层面的困局主要源于文化环境的制约、原有管理制度的路径依赖、章程实施推动主体的缺失等。大学章程的有效实施应该从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解除章程合法性危机;整合制度变迁模式,调动章程实施内需力;完善制度设计,改变博弈双方的支付成本等方面着手以实现突破,最终形成章程的自我执行机制。     

我国博士后人才培养政策的变迁逻辑及其展望——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

博士后政策是博士后制度的重要支撑,为打造高水平的博士后人才队伍提供了保障.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对博士后政策的历史演变进行梳理和分析发现,我国博士后人才培养政策经历了创立试行、快速增长、稳步提高、加速提升、创新发展五个阶段的变迁.我国博士后人才培养政策表现出显著的路径依赖特征,且存在制度微调、制度置换和制度转换的制度变迁形态.破除路径依赖,进行制度创新是我国进一步优化博士后人才培养政策的未来方向.     

我国博士后人才培养政策的变迁逻辑及其展望——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

博士后政策是博士后制度的重要支撑,为打造高水平的博士后人才队伍提供了保障.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对博士后政策的历史演变进行梳理和分析发现,我国博士后人才培养政策经历了创立试行、快速增长、稳步提高、加速提升、创新发展五个阶段的变迁.我国博士后人才培养政策表现出显著的路径依赖特征,且存在制度微调、制度置换和制度转换的制度变迁形态.破除路径依赖,进行制度创新是我国进一步优化博士后人才培养政策的未来方向.     

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新制度主义分析

我国职业教育是一种双核、双元和双中心的教育体系。新制度主义对于分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具有良好适用性。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看,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难度在于：认知成本高、路径依赖强和多元主体所秉持的适当性逻辑存在差异。推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走向深入,应该处理好快动制度与慢动制度的关系、制度理想与制度现实的关系,最大化发挥各方行动者的能动性。     

外交部官方微博的“双重人格”特征——差异场域视域下的分析研究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场域、惯习和资本的互动作用构造了不同的实践理念,行动者的实践行为也因此不尽相同。外交部官方微博表现出的"双重人格"特性,与其所在场域的影响密不可分。我们不能以二元对立的观点看待这一现象,而应认识到这一创新形象的构建不是对外交部门政治形象的颠覆与破坏,而是一种创新和发展。如果政府部门能将开通新媒体传播平台作为契机,以顺应时代发展的崭新姿态与公众交流,大众也必将对其抱以真诚的尊重。     

明代前期骚体文学的新变

明代前期,骚体文学由抒写时代和个人命运的乱世悲音,转而成为服务于统治者统治、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道统、应制之文体,内容空洞、庸俗,虽多少仿得屈骚“惊采绝艳”之文辞,却毫无屈骚精神可言。     

论农民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主体地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主体。由于市场机制本身所固有的缺陷和农民自身的局限性,政府必须充分发挥其自身的功能,对农民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予以引导和扶持,这对于现阶段搞好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     

教育全球化进程中的教育开放战略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教育全球化也在如火如荼地涌动着。在教育的历史长河中,教育开放是世界各国发展教育、增进了解和交流的一项策略。从教育国际交流到教育区域一体化、全球化,教育开放有自己独特的发展历程。伴随着教育全球化的进程,教育开放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这意味着我国的教育开放战略要在全球化的视野里,主动扩大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教育交往,积极增强自身发展的实力和国际竞争力,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参与教育的全球化进程。     

论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转型——以晚清民国教育家群体为例

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化的转型期，中国教育近代化是在中与西、新与旧的氛围中展开的。在教育科学及思潮的传播变迁过程中，近代教育家充当了自身从传统到现代型的转换及西方教育思潮传播的双重角色。这一角色统一存在于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百多年历程中。     

试析公民参与团体在政治发展中的意义

现代化带来了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的扩大.作为社会的中间结构,团体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媒介和场所;可以聚集、维持和支持政治参与;事实上,它与政党之间存在着历史的和逻辑的联系.团体本身即是一个重要的参与环节和渠道,同参加普选相比,公民参与团体更有助于引导政治参与步出歧途,促进政治发展.自然,对团体的担忧与批评,人们亦有充分的理由.     

论先秦儒家散文中的喜剧意识

以西方古典喜剧理论作为参照系数 ,《论语》和《孟子》中的某些故事已具备一定喜剧意识 ,可看作是中国古典喜剧艺术长河发源阶段诸多源泉中的一支小溪     

安顺大屯契约中的中人社会身份初探

中人是清代土地交易的重要参与人之一,是契约订立过程中除当事人双方之外的第三方参与者。大屯契约4人以上作为中人的情况比较普遍,主要有族长、亲族、妇女、立契者本人等。中人构成方式和立契者、参与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中人对晚清以来安顺屯堡民间社会秩序的维护起到积极的作用。     

论清代对蒙古地区汉族移民的政策

清代非常注重对北部边疆的经营和开发,但在汉族移民问题上带有很大的民族和阶级局限性。通过对清朝统治者对蒙古地区汉族移民政策的分析,论述了汉族移民政策转变的过程及原因,从中也可以看到满蒙关系的变化。